近年来，高校不时爆出教师学术不端和有失师德的事件。一些在校期间想更换导师的硕博学生表示，选导师就像开盲盒，要看运气；而换导师阻力很大，多数时候能忍则忍。因为担心导师打击报复，他们不敢向学院和学校举报导师存在的问题。
在研究生扩招的大背景下，导师和学生的合作模式和相处方式也引起了学界思考。去年，华东师范大学一篇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在网络上爆火，论文题目为《她为什么换了导师——一项导生关系的案例研究》。研究指出，在导师制的设计上，导生之间合理流动空间狭小，这在面子观念深重的我国无疑是加剧了制度本身的停滞。囿于不和谐的导生关系，学生敢怒而不敢言，而导师也碍于面子按下不提。导生之间的学术交流缺少了和谐的氛围，研究生教育的学术性和教育性均面临严峻挑战。
如何避免选导师像开盲盒？如何设立畅通有效的投诉机制？如何维护举报者的正当权益？澎湃新闻对话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系教授刘世清。
【以下是对话内容】
澎湃新闻：通常来看，针对教师涉嫌学术不端的举报，学校和学院的调查流程应该怎样做才正规合理？
刘世清：从调查流程来讲，程序公正需要涉及到几个方面：第一，要客观中立，如果涉事方还兼着行政的职务，可能会影响到调查的公正性。在事件调查清楚之前，涉事方和相关利益方不能干扰到调查专班的工作。第二，要有专业判断，涉及学术不端的举报属于专业性的领域，需要权威性的专业人员来作出判断。第三，收集多方证据，除了举报方提供的证据之外，还需要问询双方当事人以及相关人员，从多方的证据来判断，拿出让公众信服和认可的调查结论。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待学生说“选导师就像开盲盒”这种观点？
刘世清：学生有这样的感受，表明当下的导生关系确实是值得重视的问题，需要辩证看待。导师和学生出现的“错位”矛盾，一方面是导师和学生的成长年代有区别，双方之间有代沟，对于彼此的期待跟现实有落差，需要互相宽容和理解；另一方面是，在硕博扩招的大背景下，原来的精英型教育转变为大众化教育。1999年，扩招政策正式出炉，这一年全国招收研究生9.22万人，其中博士生1.99万人，硕士生7.23万；而2022年研究生招生124.25万人，其中，博士生13.90万人，硕士生110.35万人。硕博研究生规模急剧增长，导师的数量也相应扩增。在庞大的数字背后，个别导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问题和合作问题不断显现，以及一些导生关系的恶性事件曝光，引发了广泛关注。第三种情况是，导师和学生的学术水平和综合素质都没问题，但专业兴趣不相匹配。不同学校分配导师有不同的操作方式，有的学生被录取之后就直接分配给指定的导师，在不了解不熟悉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开盲盒碰运气”的情况。
澎湃新闻：各方应该如何提高信息透明度，让学生在选导师过程中减少差错，提高双方适配度？
刘世清：首先，学校和院系需要把导师的信息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包括把教师的履历介绍呈现在院系网站和学校的招生网站上，让学生充分了解信息，作出更准确的判断。
其次，在选导师过程中，学院可以给学生预留一段时间彼此接触了解。例如我们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系，一般会让学生在入学之后的一个月，通过专业课程学习认识了解导师，开展一系列的师生见面交流以及学生入学适应活动，再让学生来选择导师。为了避免学生过度集中选择某几位导师，系里让学生选填三个志愿，从第一志愿往下排。优先尊重学生的第一志愿，如果多个学生第一志愿选择了a导师，经过a导师同意再确认想要招收的学生。如果学生的第一志愿没有得到满足，则依次考虑第二志愿，依此类推。如果一个月的适应期比较短，也可以再延长到半个学期甚至一个学期。
还有一种情况，一般会分为导师个人指导或者导师组集体指导。一些学校采取组建导师小组的形式，例如我的专业方向是教育政策，在这个研究方向有4位导师，这4位导师组成一个导师组，指定其中一位导师作为该学生在日常学习上的名义导师，但在学生的开题、预答辩和年度审核等等环节，都由导师组集体进行。这样的话，即便学生跟某位导师产生矛盾，也可以征询其他导师的意见，不影响到学生的学业发展。
第四种情况就是，在导师个人指导制之下，学校应该在硕博士培养当中建立更换导师的规章制度。如果双方匹配不了，应该允许导生之间有合理流动空间，学生有更换导师的渠道。
澎湃新闻：从近几年发生的高校学术不端的案例来看，有的高校实验室不具备实验的条件，而且导师也没有给予学生足够的指导来做研究，导致有的学位论文是通过编造数据、虚假实验来完成的。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刘世清：确实存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非升即走的绩效机制之下，高校研究者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学术不端的捷径来换取更多资源，违背了学术的公正性。在没有被揭发的情况下，获利者可以发布更多“成果”，申请更多项目和经费。由于资源是有限的，这种情况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应该严厉制止。一方面可以通过自查来纠正，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设立学校或学院学风与学术道德委员会，一旦出现类似的举报，要严肃处理。
澎湃新闻：在高校，导师和学生往往是利益共同体，学生举报导师学术不端的后果可能会影响到自己毕业。请问应该怎么保证学生作出正义举报的同时也可以维护好自身的权益？
刘世清：硕博研究生的培养涉及到多个环节，只要顺利通过这几关，学校就会通过审核颁发学位毕业证书：一是完成规定的课程学分，二是开题报告经过导师组同意，三是中期检查过关，四是完成硕博士学位论文，五是通过论文审核和答辩。
导师在这个过程中是比较关键的角色，但如果导师跟学生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学院也可以采取导师组的方式来协调，规避风险。如果中途学生更换了导师，经过多方的沟通协调，只要学生通过了以上的环节，也可以顺利毕业。当然，硕博一般有正常的就读年限，例如学硕3年、博士4年。举报的学生经历了这么多波折，可否在正常的时间内顺利毕业，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如果举报涉及到学术不端或者有失师德的问题，一旦调查事实确定了，院系就可以尽快启动学生更换导师的程序，征询是否有愿意接收他们的导师，让学生抛开顾虑继续已有课题研究或者稍微转换研究方向，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沟通和协调。学校对举报的学生在毕业时间上可以稍加宽容和理解，帮助他们顺利毕业。
澎湃新闻：我们曾采访多位在校期间提出想更换导师的硕博学生，他们坦言更换导师阻力很大，多数时候能忍则忍，而且因为害怕导师打击报复，他们不敢向学院和学校举报导师存在的问题。您认为学校应该如何设立畅通有效的投诉机制？
刘世清：不少高校也出台了硕博研究生申请更换导师的规章制度，是比较常见的操作。但现实中，更换导师的阻力，一方面来自于当事的导师可能不同意“放人”，那学生可能没办法走入下一步程序；其次，意向的新导师可能出于同行的面子问题，不愿意出面接收，担心影响同事关系；第三，理工科的研究一般跟实验室紧密关联，如果换了导师，学生的研究课题也可能需要更换，涉及到时间和精力成本。
至于投诉机制，一般来说，学校的投诉机制是比较畅通的，学生可以直接到院系跟院系领导沟通汇报，也可以通过校长信箱、书记信箱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反馈。关于投诉是否要署名的问题也值得讨论，一般来说署名必查，不署名的可能会产生歪曲事实的投诉，浪费人力物力来核查。学生的投诉也应该谨慎和客观，避免投诉的扩大化。学校在维护学生权益的同时，也应该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
除了完善投诉的渠道和机制之外，学校还要把工作落实到日常。例如院系有分管学生工作的辅导员，是否应该增加一些谈话安排，尽早发现苗头，及时跟院系沟通汇报，院系再跟导师沟通交流以作出改变。这应该被放入一项正式的工作流程当中，避免事态发展越来越严重，影响到学生们的切身利益。
导师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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